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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鑫海/文 日前，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簡稱最高法）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試點結束后相關工作要求的審級疏堵通知》（簡稱《通知》），明確試行了兩年的職能治理南丹礦業公司冒頂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工作（簡稱審級及職能改革）將于2023年9月27日正式結束。這標志著我國再審案件和四類“民告官”行政案件的改革擱淺級別管轄將“恢復原狀”。

根據最高法兩年前頒布的糾紛《關于完善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試點的實施辦法》（簡稱《實施辦法》），審級及職能改革的下沉主要內容包括三方面：一是，四類“民告官”行政案件的并舉第一審由中級法院下沉至基層法院審理；二是，原應由最高法審理的法院絕大部分再審案件降級至省高級法院審理；三是，完善上級法院提級審理案件的審級疏堵機制和法律統一適用制度。審級及職能改革的職能治理南丹礦業公司冒頂主要目的是進一步明晰四級法院的不同職能定位，推進“訴源治理”，改革擱淺即將案件審判下沉到基層，糾紛讓矛盾糾紛在基層司法中化解。下沉

初衷是并舉美好的，但《實施辦法》自出臺后就一直伴有爭議。法院矛頭主要指向前兩項改革舉措——四類“民告官”案件和再審案件的降級審理。反對意見指出，立案難和審判公正性問題是“民告官”類案件的常年痛點，而將該四類行政案件下沉至基層法院審理將可能惡化司法現狀；同時，原應由最高法審理的絕大部分再審案件降級至省高級法院審理，實質上是讓高級法院實行自我審判監督（高級法院再審審查自身作出的裁判文書），當事人僅從形式觀感上就容易產生對審判公正性的疑慮。

前述意見并非沒有道理。最高法研究室負責人在此次《通知》答記者問中就指出：“評估情況也反映出，有些試點舉措效果仍有待進一步檢驗。部分案件‘上訴率高’‘申訴率高’的現象未得到實質性改善”。此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也指出：“有的部門、地方和單位提出，這一規定（修正草案第十條）大大提高了當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的門檻，限制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建議刪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根據四級法院審級職能定位改革試點的情況，目前修改這一制度的條件還不成熟，建議此次不作修改。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經研究，建議采納上述意見，刪除該條規定。”

在筆者看來，此次改革試點未達預期的根本原因在于沒有做到“疏堵并舉”：簡單地切斷當事人向上一級法院尋求救濟的通道，并不能真正地將矛盾糾紛下沉到基層化解。比如，基層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而將大量案件糾紛下沉到基層法院，就還應出臺配套舉措，優化審判資源配置，提升基層法官的審判能力及司法公正性。再比如，絕大部分的案件在省級高院以下審結，在最高法提審案件制度及與下級法院溝通銜接機制未完善之前，反而不利于全國法院裁判尺度的統一。簡言之，讓案件糾紛在源頭解決，避免“案結事不了”“一案結多案生”現象的發生，最根本的是提升法院的審判質效和司法公信力，讓當事人服判息訴。因此，除改革審級管轄制度外，現行司法制度中還有諸多領域有配套調整的空間和必要，應做到“內外兼修”，而不能一蹴而就。

值得肯定的是，最高法并未回避此次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在答記者問時，最高法研究室負責人也坦率地承認：“訴源治理推進力度不夠、一審二審質效未能充分彰顯，不宜單靠調整案件一審、再審管轄機制來解決”。

事實上，此次最高法通知結束改革試點并不出人意料，因為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已分別于2023年8月21日和9月1日審議通過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于終止審議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的報告》和《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未采納修正草案第十條）。筆者認為，最高法結束法院審級及職能改革試點工作，體現出我國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敢于直面改革中的問題，并尊重客觀實際和民眾意見，立法工作未急于求成。同時，此次“先試點、后立法”的方式也具有十分積極地示范作用，為保證我國今后立法工作的科學嚴謹性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作者供職于金杜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