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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周/文

六年前，觀察家《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角谷美智子卸任。角谷作為過去幾十年間美國書評行業的美智男籃世界杯：中國遇塞爾維亞“首席大法官”，角谷和書評人這個職業相互成就，大象的冰推舉整個書評行業進入了美國國家智識生活的躍出重要層面，她本人也成為了這個行業權威性和影響力的觀察家代名詞。

離開書評行業，角谷角谷得以回歸愛好者的美智身份，用難得的大象的冰溫情脈脈第一次讓我們了解“職業”態度背后的她——那個“陌生土地上的陌生小女孩”，文學和書籍曾帶給她最大的躍出溫情、慰藉和教育。觀察家同時，角谷她得以脫離了點評一本或幾本書的美智桎梏，轉型為書寫更復雜也更宏大的大象的冰美國乃至全世界社會問題的“觀察家”，就像躍出冰箱的躍出大象，用更大的能力去履行更大的責任。

溫情脈脈的“愛好者”，

嚴厲疏離的“批評家”

在過去三十八年作為“書評人”的職業生涯中，角谷美智子從未像在這本《角谷的藏書架：100本值得一讀再讀的經典》（《Ex-Libris:100+BookstoReadandReread》）中，這樣溫情脈脈地袒露過自我。

在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的漫長任職上，角谷美智子的名字緊緊地和“權威”但“嚴厲”（重點落在了后者）聯系在一起。有相當多美國人在大眾文化的潛移默化中，學會了MichikoKaku－tani這個拗口的羅馬音名字：她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欽佩的座上賓，在他離任之前特意請她來白宮共進晚餐、并在餐后接受了她的獨家專訪；電視劇《欲望都市》里的女作家Carrie一本書被角谷評論了（當然，是虛構的），她崩潰地向吐槽這位評論家名字難念的閨蜜們大叫，“別再說她的名字了——那會把我逼上絕路的”。最終，她的名字成為了一個被收錄進詞典里的“動詞”，“tobeKakutanied”，意思是“受到了尖銳嚴厲的批評”。

角谷美智子的評論，確實是嚴厲的。她評論桑塔格的《關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thePainofOthers）是一本“微妙甚至矛盾”的書，對于那些對桑塔格不感興趣的人來說，桑塔格全篇自我對話式的行文相當“稠密”，“有時令人煩惱”。對于在全世界的都市讀者間卷起旋風的村上春樹，她相當直白地認為，“藝術不該僅僅是男籃世界杯：中國遇塞爾維亞反映世界的混亂”，而《奇鳥行狀錄》的問題的混亂超出了村上的藝術選擇問題，更像是村上“簡單的懶惰”，“不愿最后用打字機或電腦來謄清他的手稿”。

即使是已有諾貝爾文學獎加身的奈保爾，她對于他的《魔種》（MagicSeeds）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她將這本小說稱之為“本該寫成一系列散文或專欄文章，卻被拙劣偽裝而成虛構作品”，指出這本小說被“批判性的言論和無法遏制的憤怒”所奪舍了，卻“令人遺憾地缺乏洞察力、同情心和智慧”。

但在另一方面，這位因“嚴厲”突破文化圈而被大眾所知的書評人，卻是相當面目模糊的。大家模模糊糊地知道，角谷是一位日本裔女士，除此以外，沒有人更多地了解她書評以外的形象。

角谷相當有意識地維持著一種“疏離”。在漫長而越發變得家喻戶曉的職業生涯中，她一直相當注意保護自己的隱私，拒絕采訪，很少拍照，也不參與任何需要拋頭露面的會議。在角谷的職業寫作中，這種“疏離”同樣被貫徹到底。幾十年來，她從來沒有在她的書評中用過第一人稱代詞“我”，實在有指代需要時，出現的永遠是“讀者”一詞，以保持評論的距離和客觀。

開個歡笑，她或許將這幾十年來沒用過的“我”這個詞都傾倒進了這本她卸任后出版的第二本書《角谷的藏書架》中，“如果我遭遇海難，流落到一個偏遠的島上，我會選擇帶在身邊的書——我的回答總是莎士比亞戲劇。”看看這個句子中“我”的含量！

比這更進一步的，在《角谷的藏書架》中，角谷前所未有地袒露了自我，“這樣的描述完美契合了我的自身經歷。”她點評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Lahiri）的《同名人》（TheNamesake）時，出乎意料地跳入到了她的童年，也就是她父母作為日本移民的早年生活，“拉希莉捕捉了那種小心翼翼的謹慎，我父母做決定時也往往如出一轍”。角谷相當細致地分享了那些會讓她父母焦慮的細節，圖書館的書可能會過期、車輛登記會失效，家中永遠要囤積著不知道什么時候用得上的空餅干罐和果醬罐。當然，這些并不是些“柜中骷髏”，更像是鄰居間瑣碎聊天時會共情的溫暖細節，但一旦考慮到這竟然是由向來對自己個人和評論之間的界限嚴防死守的角谷寫下，簡直就是不可思議到有如天方夜譚。

我們可以給她這種難得的溫情脈脈找到原因——在同樣難得的采訪中，她聲稱她決定在這本小書里只談論自己喜歡的書和她自己認為重要的書，不必再像在從事了幾十年的書評工作中那樣，向讀者提供那些她自己不甚感興趣的書是否值得閱讀的“誠實評價”。因此，《角谷的藏書架》里只會洋溢著“作為粉絲的熱情”和“快樂”。

“閱讀”，是角谷最大的“熱情”和“快樂”的本身。在序言中，她用類似“精神分析”的方式追憶起自己為何從童年起就沉迷閱讀，成為了本書最溫情和最能感染讀者的段落。

“孩提時代，書籍既是我逃避現實的好去處，也是為我遮風擋雨的庇護所。”自小沒有兄弟姐妹的獨生女角谷，習慣于一個人呆著閱讀。她的父親、數學家角谷靜夫，為她制作了一個由冰箱外包裝硬紙箱改裝出來的“游戲屋”，她靜靜地在里面看書。晚上，她會躲在毯子下，打著手電筒看書。在學校里，她也將課間休息的時間全給了學校圖書館，“以避開操場上那些橫行霸道的學生”。甚至在餐桌邊時，她也在“閱讀”——雖然她的母親禁止她邊看書邊吃東西，她會抓起手邊的隨便什么東西來讀，“麥片盒子、工具說明書、超市傳單、‘莎莉牌’碧根果咖啡蛋糕或是‘恩特曼家’脆皮蛋糕的配料表”，她甚至熟讀到能背下來一款餅干盒后面的食譜。正如角谷為她的閱讀癡狂癥所總結的癥候，“我一直極度渴求文字”。

角谷羅列了那些她在青少年階段沉迷的書籍：“存在主義的書（《局外人》《禁閉》《地下室手記》《無理之人》《非此即彼》《悲劇的誕生》）；黑人歷史（《馬爾科姆·艾克斯自傳》《下一次將是烈火》《應許之地的老男孩》《假如我是黑人》《黑皮膚，白面具》）；科幻小說和反烏托邦小說（《1984》《動物農場》《沙丘》《文身人》《華氏451》《童年的終結》《發條橙》《貓的搖籃》)”，并且坦誠她那時的閱讀“毫無系統性”。而在幾十年后，她以一種不惜揭露傷口的精神分析法來分析自己的雜亂的閱讀狂熱，“回想起來，作為學校里為數不多的非白人孩子，我一定是被那些講述外來者試圖認清自己身份和歸屬的書吸引的。”她就像《綠野仙蹤》中的多蘿西、《愛麗絲夢游仙境》中的愛麗絲、《納尼亞傳奇》中的露西，是“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試圖在所有正常法則都不適用的世界里找到方向”。

從這樣的親身經驗出發，角谷重新審視了書籍和文學對人類的重要作用：書籍讓人們“不再囿于成見”，通過賞析“細節和語境”，來“取代‘我們與他們’的反身思維”；文學所給予人們的“驚奇和感動”，則能“挑戰我們原本確定無疑的想法”，重審包括政治、宗教、傳統在內的固定思維，“接觸到多樣化的觀點和聲音”。這也正是文學和書籍給她這個陌生土地上的陌生小女孩，所帶來的最大的溫情、慰藉和教育。

角谷之于書評，相互成就的“職業”

在有著不太悠久歷史的美國，書評行業的歷史卻稱得上相當悠久?！都~約時報》的書評增刊（《紐約時報》書評，TheNewYorkTimesBookRe－view）已經有127年歷史之久，不過這也是目前美國為數不多保留下來的書評增刊了。

作為過去幾十年間美國書評行業當之無愧的門面人物、“首席大法官”，角谷并不屬于每周發行的《紐約時報》書評。1983年，在耶魯大學文學系畢業7年之后，她被任命為每日出版的《紐約時報》的“文學評論人”（literarycritic），接下來就是她輝煌的、延續了幾十年的《紐約時報》“首席書評人”的職業生涯。和她一同工作的是《紐約時報》的編輯們，以及幾位和她各司其職、負責不同領域的“全職評論人”（full-timecritics）。這不同于每周刊發的《紐約時報》書評的工作形式，在那里，并沒有全職書評人的存在，只存在編輯的職位，來協助處理自由書評人的來稿和推出每年最受關注的年度書籍榜單。不過，兩者都屬于書評業務條線，也都屬于新聞部門，正如1896年《紐約時報》書評創刊時所宣稱的，“作為新聞的書籍”。

作為一項悠久行業而存在的書評，給了角谷個人最佳的發揮場地。雖然在此之前，她已經在《華盛頓郵報》和《時代周刊》從事了多年藝術和文化記者的工作，但報道的形式桎梏了她強烈的個人特質：公正、直率、明晰而又強硬。而書評和一般文化報道形式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這樣個人化的卻又深思熟慮的意見。這也正是她剛剛轉入書評人工作時，紐時的編輯所給她的指點：“把書評看作是一種報道形式，但要加上你自己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

相互成就的是，角谷也將書評人這個職業和書評行業的影響和地位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峰。角谷這樣的書評人，既是新人作家的“挖掘者”，也是每個作家（即使成名已久）都渴望的“目的地”。她準確敏銳的書評，幫助被她評論時仍寂寂無名的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Franzen）、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FosterWallace）、扎迪·史密斯（ZadieSmith）、喬治·桑德斯（GeorgeSaun－ders）和瑪麗·卡爾（MaryKarr）一躍獲得了巨大關注。

角谷在1995年評論瑪麗·卡爾（MaryKarr）的回憶錄《騙子俱樂部》（TheLiars'Club）時，不吝夸贊其為“多年來最令人目眩神迷、最感人至深的回憶錄”，并抓住了瑪麗·卡爾作為詩人“以語言為最有力工具”的特質，恰如其分地評論她“以一種奇妙而不傷感的視角，在紙上重現過去的同時，也對過去進行了救贖”?！厄_子俱樂部》成為了那一年多的暢銷書，并被評為《紐約時報》年度最佳書籍之一。“這就像善良的仙女用她的魔杖觸碰了你的肩膀。”在2017年角谷退休時，NPR就此采訪了卡爾，卡爾不出意外地對角谷充滿感激。

角谷和喬納森·弗蘭岑之間則是一個更復雜漫長的故事。在2001年她初次評論弗蘭岑的《糾正》（TheCorrec－tions）時，幫助弗蘭岑從一個出版過兩本小說不受關注的作家登上了大眾聚焦的舞臺，并最終獲得了當年的國家圖書獎——通過揭示他的小說和美國國民時代畫像之間的緊密關聯。正如角谷在對《糾正》的評論中所寫到的，“它不僅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美國家庭兩代人掙扎求索的生活，還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戶，讓我們看到一個沉悶的國家正蹣跚地邁向千禧年”。

五年之后，弗蘭岑出版了回憶錄《不適地帶》（TheDiscomfortZone），角谷對其的評價則相當不留情面，將其稱為“一個年輕蠢貨藝術家的可憎自畫像：嬌氣、浮夸、執著、自私和過度自我陶醉”。不過她在2001年的評論中，也指出過弗蘭岑“自我陶醉、啰嗦冗長”的這個缺點，只是那時她認為尚瑕不掩瑜，是弗蘭岑所找到的自己獨特聲音的一部分。弗蘭岑的回應是，在兩年后哈佛大學的一場文學活動上，直訴“《紐約時報》的小說主審”，也就是角谷，是“紐約市最愚蠢的人”。

到此，故事還沒有完結。2015年，弗蘭岑推出了他的第五部小說《純潔》（Purity），角谷的評論幾乎同時到場了。“這是弗蘭岑先生迄今為止最敏捷、最沒有自我意識和最親切感的小說”，角谷似乎拋卻了（更有可能從來沒在意過）她和弗蘭岑之間的恩怨，熱情洋溢地評價了這本明顯在寫作技巧上大有進步的小說。她在評論中具體闡述了弗蘭岑沒有再像之前一樣，將刻板的道德主題強加于主人翁，而是“表現出一種更高的能力”，允許筆下的人物自發地在情感中掙扎，讓主題從“眾多故事線索中有機地生長出來”。

無論是得到她的夸贊還是批評，對新人作家而言，都是通過文壇的一張行之有效的通行證。對于成名已久的作家而言，得到角谷的評論，則更像是最終達到文學“目的地”的“通關證明”。早在1998年，角谷就獲得了普利策評論獎，評審委員會稱贊了她的“無所畏懼和權威”。

當然，角谷對美國書評行業的最大貢獻在于她為整個行業樹立了一個相當難以企及的標桿，并讓美國國民對此心悅誠服，使得書評行業的重要性和權威性達到了國家智識層面。

角谷以非常“職業”的態度來對待書評人這份工作，讓這份職業有了一個值得敬畏的標桿，反過來，這又讓這個行業以外的更大多數人，甚至是那些并不熱衷閱讀的美國民眾，對書評行業、書評人這個職業也心懷敬畏和尊重。就像《紐約時報》的前執行總編輯迪恩·巴奎特 （DeanBaquet）在2017年她退休時發給員工們的說明郵件中所寫道的，“沒有人比角谷在引導讀者了解國家的文學生活方面，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新任“觀察家”：書評的窘境

《角谷的藏書架》是角谷卸任首席書評人之職之后的第二本書。在她卸任后的第一年，她就推出了《真理之死：特朗普時代的假話筆記》（TheDeathofTruth:NotesonFalsehoodintheAgeofTrump）。

可以說，《真理之死》是角谷對“書評人”的角色的真正告別，她不再囿于一本書進行評論，而是專注于分析“特朗普后真相時代”是如何鑄就的這個更大的主題。

如書名顯示，當時還在總統任上的特朗普是這本書最大的主角。“如果一位小說家炮制了一個像特朗普這樣的反派人物，一個集自戀、狡詐、無知、偏見、粗野、蠱惑人心和暴虐沖動于一身的浮夸形象，很可能會被讀者指責為極度臆造和不可信。”角谷將炮火集中轟向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引用了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Arendt）和政治記者兼歷史學家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Applebaum）的著作和觀點，在用謊言吸引大眾、塑造主流化的仇恨言論的層面，將特朗普政權和希特勒政權相提并論。

有些媒體因此認為角谷正在轉型為“政治觀察家”（politcalobserver），但她的視野和野心絕非僅僅囿于政治領域，更準確地來說，她正在創造“觀察家”（observer）這個職業并且從事于它。

在《真理之死》中，角谷審視了特朗普上臺之前就破碎的文化語言（并將之推演到上世紀60年代的文化戰爭）、不斷擠往同溫層（也就是極化）的民眾、互聯網所造成的注意力缺陷和水軍，以及假新聞，將眾多時代現象串聯，并從中敏銳地發現那個真正的、關乎所有人的“真問題”：“真理和理性是如何成為如此瀕危的物種的？它們即將消亡，對我們的公共話語以及我們的未來又預示著什么？”

作為觀察家的角谷，試圖給出一個更縱覽全局的答案。她帶領我們了解虛擬現實先驅杰倫·拉尼爾（JaronLanier）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蒂姆·吳（TimWu）對社交網絡是如何操縱我們的精妙觀點，也帶領我們回溯了上世紀60年代美國極右翼勢力泛起的脈絡，在她看來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dter）對之的分析，能幫助我們理解人們為何會支持特朗普。

角谷沒有拋棄“文學”，相反，她將一切的落點回歸到了文學：她剖析了學院中被文學教授們所廣泛教授的、左翼文學批評家們所濫用的后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是如何被吸收進大眾文化、繼而被極右翼勢力“挪用”，從而讓真理消失的。

“后現代主義認為，所有真理都是片面的（并且是個人視角的函數），這導致了一個相關的論點，即有許多合法的方式來理解或表述一個事件。”角谷認為，鑒于“這些思想中一些愚蠢的推論已經滲入大眾文化”，在這個被后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所開創的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時代，極右翼分子得而堂而皇之地“質疑進化論、否認氣候變化的現實或宣揚另類事實”，特朗普的支持者則得以“用相對主義的論點為他的謊言開脫”。

當然，這樣的結論讓角谷的這本書陷入了一種尷尬之中，會對她書中大量文學理論的跋涉感興趣的讀者不幸正是那些已受后現代主義和解構主義浸染多年的文學業內或相關人士，但很少有人會認真思考去推翻自己所受教育和群體信念的可能，即使“破防”了也會假裝這本書不存在；而對于那些在她看來需要閱讀這本書的大眾讀者而言，這些艱澀的文學部分顯然會讓他們退避三舍；至于那些極右翼分子和特朗普的支持者，會不會拿起任何一本書來看一看，都很值得懷疑。

轉過頭來看，這也正類似角谷屆以離開的書評行業所正在遭受的困境：原本的書評受眾或因不再感興趣、或被其他內容撕扯而流失，討好那些原本不讀書的新媒體受眾卻也濺不起水花。

在后角谷時代，紐時的書評條線遭遇的大概是某種創新者的窘境。他們的通過郵件來往達到“在線對話”形式、用專欄作家的頭腦代替推薦算法的新欄目“匹配書籍”（matchbooks）在2019年悄無聲息地結束了。2020年他們推出了線上圖書俱樂部形式的“群文”（GroupText），一月一次給付費的讀者們推薦閱讀主題和簡短地介紹相關書籍。2021年，他們招募了熱門的閱讀Newsletter“像風一樣閱讀”（ReadLiketheWind）的作者莫莉·揚（MollyYoung）作為書評人。這位新世代的書評人和角谷大概可以算作兩個物種，在揚的個人網站頁面的大頭照下面，列滿了她 的 Instantgram、blog、Substack、zines的鏈接。

這些折騰顯然并不能算是成功，正如《國家》雜志（TheNation）的一篇專文的辛辣點評，“他們似乎一心想打敗社交媒體，通過榜單和推薦功能與算法抗衡，為吸引那些可能對文學并不感興趣的人的注意力做最后一搏”——盡管，“就最近的歷史來看，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這樣做能增強《書評》的影響力或權威性”，以至于該文作者不得不質問，“與其這樣，為什么不發表為那些不需要說服就會閱讀長篇書評而不是觀看電視節目的讀者撰寫的書評呢？”此外，共同擠在“聯合首席”的稱號之下的評論家們也不再有“首席評論家”角谷的影響力和權威性。

至于角谷離開書評行業之后的事業呢，目前來看，她繼續開拓和擔任“觀察家”這個角色的決心強烈。她卸任后的第三本書，《巨浪：激進顛覆的時代和局外人的崛起》（TheGreatWave:TheEraofRadicalDisruptionandtheRiseoftheOutsider），視野更加宏大地“迫切探討了顛覆性的政治、技術和藝術如何在當今世界的巨大變革浪潮中，顛覆舊有的假設、創造機遇和風險”，已經在美國各大圖書網站上預售，預計明年1月30日正式出版。

說到底，她的“觀察家”新角色也并不是對“書評人”軌道的背離，更像是“書評人”法則和精神的延續，書籍就像新聞一樣，從未和文化、政治、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分開，而是點評和理解這一切的“最深思熟慮的措施”。

既然大象已經躍出它的冰箱，“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角谷女士或許是那個能帶領我們，去閱讀這個已經撕裂、崩塌、讓人讀不懂的世界的“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