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 作者汪天飏 一直以來，滾滾觀展北緯三十度被認為是長江“人類文明發生線”，長江流域的入海六大國有行一季度賺近3600億諸多文明也圍繞著這一緯度蔓延而生，匯入大海，流文延續至今。航行長江流域按照上、停止中、滾滾觀展下游劃分，長江依次可分為巴蜀文化、入海荊楚文化、流文吳越文化，航行而長江也成為文化、停止商貿交融的滾滾觀展大動脈。位于上海市臨港新區的長江中國航海博物館的“江海共潮生：長江與海洋文明考古文物精品展”，向我們展示了見證這些歷史變遷的入海珍貴文物。

泛舟而上 地圖導航

作為水上交通的重要載體，船舶讓點狀的文明出現了對話的可能。最早的船是誰造的呢？中國古代有伏羲、共鼓、貨狄（黃帝的兩個大臣）、番禺、巧垂、虞姁、化狐、伯益以及大禹作舟的傳說。

在船舶誕生之前，先民也制造了竹排、木排抑或羊皮筏子作為水上活動工具。有學者認為，船舶真正的直系祖先是獨木舟，《周易·系辭》中記載“刳木為舟，六大國有行一季度賺近3600億剡木為楫”，簡單記載了剖開樹木做船、削木頭做漿的造船工藝。早在 2002 年，杭州市蕭山區跨湖橋出土了距今 8000 年的獨木舟；8 年后，又在浙江余杭毛山出土了 8000 年前的獨木舟。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木筏和獨木舟都使用樹木，但這兩者之間不存在互為進化的關系，獨木舟不是由木筏演進而來。

與此同時，在長江上游，船只在滿足航行之需的同時，也成為了祭祀的場所。西漢的船紋銅鼓便刻畫了在船上祭祀的場景。作為云南省博物館鎮館之寶之一，這一船紋銅鼓造型端莊，鑄造精細，紋飾華美，光澤閃亮如新，是石寨山型銅鼓的最高成就者。鼓面飾太陽紋，鼓胸有四組船紋，船身狹長呈弧形，首尾以鷗鳥頭尾為飾，船上有巫師、劃槳者、掌舵者等眾多人物，頭戴羽冠。腰縱分成十四格，格中有羽人對舞和剽牛等圖案。紋飾記錄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祭祀活動，祭祀的目的是為了祈求甘霖自天而降，以便適時耕種，獲得豐產。

西漢 廣南羽人船紋銅鼓，云南文山州廣南縣阿章寨出土，云南省博物館藏，圖源：中國航海博物館

造船技術的發展擴張了人們對周遭乃至更大世界的認知，地圖彰顯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關于地圖的可靠記載可以追溯至周厲王時期的“散氏盤”銘文（內底鑄有銘文 19 行、357 字，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這段銘文記載了西周散與矢兩國以地圖調節土地糾紛的事。而至明代，《大明混一圖》首次描繪出南部非洲，明朝的皇帝可以從這張地圖中看到半個世界。原圖長 3.86 米，寬 4.75 米，彩繪絹本，是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遠、保存最完好、中國人自己繪制的古代世界地圖。

大明混一圖（復制件）

溯流而行 商運繁盛

隨著航行技術的發展，長江各地交流的壁壘不斷被突破，商運得以逐漸興起而繁盛。戰國時期的鄂君啟舟節便是早期航行交通的力證。鄂君啟舟節用青銅鑄成，分舟節（2 件）和車節（3 件），是楚懷王頒發給其子鄂君啟，用于商貿通關的免稅憑證。

戰國 鄂君啟舟節（復制件），安徽壽縣城東丘家花園出土，安徽博物院藏

舟節用于水路運輸，節上銘文規定了鄂君使用船只的限額是 150 艘，記錄了從鄂（今鄂州）到郢（今荊州）的水陸交通路線、車輛及船只的調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權等，還嚴格規定了水陸運輸的范圍、車船的數量、載運貨物種類和有關折算辦法，以及禁止運送銅與皮革等物資的具體條文。

根據舟節銘文記載，學者們推斷至遲至戰國時期，漢江作為長江的支流已經是溝通關中、中原一帶與楚國的重要水上通道，兼具經濟與軍事價值。

到了宋元時期，漢江流域的九江依靠長江便利的水路交通，商貿興旺，茶葉、木材、木炭、棕片等行銷全國。下圖中銅印所屬的“燒鈔庫”是元代負責銷毀殘損紙幣的機構。此銅印梯形鈕，印面為正方形，印文為陽刻八思巴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燒鈔庫印”，印背刺有相應的漢字，落款為“至元三十年七月 日中書禮部造”。這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唯一燒鈔庫銅印，是當時九江經濟繁榮、商貿昌盛的見證。

至元三十年“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燒鈔庫印”銅印，江西九江山川嶺基建工地出土，九江市博物館藏

至明清時期，徽商興起，長江水路是微商活動最為頻繁的商路之一。此類長江水路程通常是由京口（今江蘇鎮江）或儀真（今江蘇儀征）溯江而上，一直到長江中游的漢口（今湖北武漢），有的還進一步到達湖北的荊州、沙市，或湖南的湘潭、永州。在常年的旅行和貿易實踐中，徽商創作、改編或抄錄了大批的路程書：一類是純文字的路程，包括眾多地名及間距里數的簡單記錄，以及各式各樣的路程歌；另一類則是配有插圖的路程圖記。

清 徽商《湖廣至揚州水程歌》，安徽博物院藏

水運作為當時成本最低的交通方式之一，大批徽商借其外出務工經商，終成“無徽不成鎮”的局面，這些由徽商創作、編輯或抄錄的路程書，記錄了沿途各處地名之間的交通里距、水陸情形、治安狀況、物產風俗、頭關納稅乃至名勝古跡方面的內容，在當時主要供人們經商、科舉以及進香、旅游之用，也揭示著長江對于溝通中國各地的重大意義。

江海共生 文明交融

浩浩長江入海流，文明之間的對話也在流動之中匯集、交融。沿長江上游至下游各區域，此次展覽同時展出了不少彰顯跨文化互動的展品。

西漢 蝕花珠琥珀珠紅瑪瑙珠串，云南昆明晉寧石寨山古墓群出土，云南省博物館藏

在滇國墓地中發現的許多具有異域元素的珍貴器物，為我們揭開了 2000 多年前滇國對外交往的神秘一角。當時西南地區已有民間通道溝通南亞、印度洋一帶，滇國出土的海貝、玻璃珠、孔雀石、瑪瑙、琥珀飾等可能就沿此通道傳入。此器瑪瑙采用的蝕花工藝來自西亞，最早出現于巴基斯坦信德省的薩溫城。它運用瑪瑙在特殊環境下變熱變紅的特性，提高瑪瑙的紅色，同時在上面裝飾紋飾。

東晉 玻璃碗，江蘇南京仙鶴觀 6 號墓出土，南京市博物館藏

公元 3 至 7 世紀是伊朗高原玻璃業最為興旺發達的時期，制造的精美高級玻璃器皿供上層社會享用和出口，被稱為“薩珊玻璃”。此玻璃碗白色微泛青，透明度好，玻璃中含有不少小氣泡，檢測其殘片成分發現屬鈉鈣系統玻璃，不同于中國的鉛鋇玻璃。碗腹及底部飾有四周磨光略內凹的豎長橢圓形花紋，這種磨花工藝也是薩珊玻璃的典型風格。它成為六朝時期長江流域與海外貿易往來的重要見證。

或許可以推測，在大興佛教的東晉，引進琉璃，與佛教中“七寶”之說有所關聯。在佛教中，七寶指人間最寶貴的七種寶物，是供修行的圣物。不同佛經對其內容說法不同，而金、銀、琉璃、硨磲、玻璃、瑪瑙是公認的。

唐 醬釉胡人騎俑，江蘇南京秦淮河西水關出土，南京市博物館藏

西水關是內秦淮河的出水口，與長江相連，交通貨運繁忙。西水關古秦淮河航道發現的沉船和長沙窯瓷器，反映出古時西水關的繁華景象。這一唐代的醬釉胡人騎俑塑造了騎在獅子上的胡人形象，造型生動有趣，是南京與海外密切交流的見證。

唐 長沙窯青釉褐彩貼葡萄紋執壺，江蘇南京秦淮河西水關出土，南京市博物館 藏

秦淮河西水關出土的長沙窯瓷器紋飾精美，器型豐富，有執壺、碗、罐等，以生活實用器居多。壺上皆模印葡萄紋圖案，充滿異域風情。

清 琉璃國蓋碗，上海金山華嚴塔出土，金山區博物館藏

明清時期，位于中國東南太平洋上的島國琉球是中國的藩屬國。此蓋碗反映了當時上海與琉球的往來。碗蓋內書“道光戊申八月 琉球國碗旎檀香蓋 華亭吳志喜誌”，碗身有冰裂紋。

隨著地球進入大航海時代，中國也不得不參與進東印度公司擴張的版圖之中。17 世紀初，荷蘭人首先將中國茶葉引入歐洲，對近代中西茶葉貿易的興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歷史推動作用。近代早期的中荷茶葉貿易，基本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壟斷經營。

清 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茶葉貿易銅質印章，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這又是一個全新時代的開端，更廣闊的跨洋交往隨之展開。

其他重要文物

戰國 三十眼琉璃珠

湖南長沙瀏城橋 2 號墓出土

長沙博物館藏

為圓管形珠，通體呈綠色，中間有穿孔可供佩戴。器表突出 30 個半球形顆粒，顆粒底部飾白色圓圈紋，狀似蜻蜓眼。該珠形體碩大，在同時期的琉璃珠中十分罕見。經激光檢測分析，琉璃珠含鈉鈣成分，不含鉛，與同時期的國產琉璃不同，應該是通過貿易由西亞傳入的產品。

戰國 錯金銀犀牛銅帶鉤

四川昭化寶輪院船棺葬出土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在古代傳說中，犀牛具有鎮水、辟邪等作用。此帶鉤呈犀牛形，犀牛體型健碩，鼻上有雙角，前鼻長且彎曲，鼻端伸出一柱形鉤喙。通體飾卷草紋，用以表現犀牛皮膚的褶皺，紋飾絢爛而有致，極具裝飾效果。

戰國越王鹿郢劍

湖北荊州雨合鄉官坪村出土

荊州博物館藏

此劍為雙箍圓莖同心圓首，寬格鑲綠松石，劍格兩面均有錯金銘文，正面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為“者旨（諸暨）於睗”，於睗即鹿郢。據《竹書紀年》記載，鹿郢是越王勾踐之子，公元前 464-前 459 年在位。此劍發現于楚地，可能為戰爭、禮聘往來等鑄造。

秦 彩繪牛馬鳥紋漆扁壺

湖北云夢睡虎地 44 號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舞蹈俑

擊鼓說唱俑

參考資料

金秋鵬：《中國古代的造船與航?！?，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

何國衛：《行舟致遠 楊帆絲路——何國衛船史研究文選》，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頓賀：《中國古船木構技術的演進》，《人海相依：中國人的海洋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梁二平：《海圖上的中國：中國古代海洋地圖舉要》，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

馮天瑜、馬志亮、丁援：《長江文明》，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

圖片 | 汪天飏

排版 | 小謝

設計 | 子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