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璽璋/文許倬云先生以年近百歲之身，文化積數十年學術成果，行走為讀者奉獻了這部《經緯華夏》，中成哪個點觸動你決定結婚使我們形象具體地感知到什么叫“究天人之際，長壯通古今之變”。文化許先生的行走歷史敘事，可謂大氣磅礴，中成縱橫捭闔，長壯上接千古，文化下通黎庶，行走發大心愿，中成啟眾人思，長壯非止由中國看世界，文化亦由世界看中國也！行走在許先生筆下，中成中國文化超越了自身的國族身份而具有了以“天下格局”為特征的“普世性”。也就是說，中國文化亦有可以貢獻于世界文化者。
一
那么，中國文化是如何成長壯大的？從許先生這部著作中我得到一個關鍵詞，那就是“行走”。行走的文化，文化的行走，說到底，是承載著文化的人在行走，而歷史上眾多的考古遺址便成為文化行走的坐標和節點。許先生在本書的開篇就曾宣稱，這是一部較為特別的中國文化史。特別在哪兒呢？我以為就在于他通過歷年考古發掘所得成果，考察中國文化走過的艱難歷程，揭示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理由和原因。
誠然，人的哪個點觸動你決定結婚行走是人類歷史的常態。沒有完全土生土長的族群。一個族群的興旺發達往往是長途跋涉的結果。而行走的原因有很多。一個族群、部落，從甲地遷移至乙地，有時是氣候的變化，自然環境不再適宜生存；有時是食物短缺，資源匱乏，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有時是戰爭，戰勝者的開拓，戰敗者的逃亡，或被驅離，都可能引起不同群體、不同規模的居住地的變遷?？傊?，很少有人群始終定居在某個地方，如果有，其結果也只能是從歷史上消失，很難留下生命的痕跡。只有那些不斷行走的人群，他們的生命信息才能在新的環境中得以生存、延續、融合、發展，建構出新的文化。由此可見，正是不斷地行走，為文化的成長壯大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并賦予文化以生生不息的活力。
許先生將中國本土劃分為三個核心區的設想是很有創意的。中原第一核心區、南方第二核心區、沿海第三核心區，三個核心區的形成和演化，則離不開其中各個族群相互間的遷徙和接觸，碰撞和交融，正是他們共同的開拓和努力，構成了中國文化豐富、多樣的內涵。這個內翰又不是凝固的、僵死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空間的拓展，不斷地吐故納新、發展壯大。歷史上我們談到中國文化，所指更多是中原文化，所謂“華夷之辯”，就是以漢族為中心，也就是“漢族中心論”。自19世紀末西學傳入中國，西方學者、也包括一些中國人在內，以黑格爾式的歷史主義為理論依據，一直想把中國弄成某種本質的整體性。無論文化普遍主義，還是文化相對主義，都試圖通過確證某種本質來說明文化的特征和特性，結果往往就排除和摒棄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其他構成因素，仍在“漢族中心論”的泥淖中翻滾。
許先生的“行走”理論，恰恰是要破解這種黑格爾式的“本質論”。行走中的文化都是開放的、動態的系統，而非靜止的、封閉的系統，它在行走中呈現自己的差異，并不為了某種虛構的本質而放棄、遮蔽自己的差異。許先生所設想的三個核心區，就突破了中原固有的局限性，把歷史上的“四夷”，即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視為一個互動的關系網羅。這與孟子所謂“蒞中原而撫四夷”是不同的，孟子所言，還是中原文化本位的觀念，包含著一種上優下劣的權力格局。而許先生讓我們看到的，則是“四夷”與中原之間的文化碰撞、溝通、交流與融合，我們今天所言中國文化，是有“四夷”貢獻于其中的。如果簡單地用某一特征概括中國文化，都有可能犯武斷、片面的錯誤。比如說中國文化是農耕文化，那么，早在中國的傳說時代，炎黃二帝的活動區域，即今東面的海河、壩上與西面的河套、陜北，都是草原牧人的活動帶，與黃土平原適合農耕的地帶彼此相鄰。炎帝是種地的代表，而黃帝就是牧人的代表，他能駕車，駕駛馬車進入中原，說明馬被馴化與黃帝一族有關。炎黃大戰，駕駛馬車的獲勝，馬匹亦由此傳入東方。許先生根據陜北神木的石峁遺址與河套的朱開溝遺址提供的古代氣象材料，推測這一帶四千年前曾有過氣候突然變冷的情況發生，導致這里的居民或者被迫回到游牧生活，或者向南遷移。等到氣候回暖，自然生態適合于農耕，才有族群回歸農耕生活?？梢哉f，這種游牧與農耕的交錯之地，氣候寒冷時，此地只能做牧地；氣候溫暖時，地下水充沛，則可當作農耕地。這就形成了農牧之間的“鐘擺式”變動，而不同族群進出這一交錯地帶，則會發展出不同的內部結構和內外關系。西周的開國之君古公亶父，就承認他們在周原附近屢次“陷”于夷狄和“回”歸農耕。這正可說明，中國文化不是單一的農耕文化可以概括的。
二
再看三星堆的情況。此地目前為網紅時尚打卡地，是輿論的焦點和熱點。有一種非常流行的看法認為，三星堆文化不是中國本土文化，而是外來文化。這種看法很有市場，也貌似很有依據。差異主要表現在出土的青銅器中，人物類的青銅面具、青銅頭像和青銅人像，無論種類還是數量，所占比例都最多，不同于中原地區出土的殷商時代的青銅器是以禮器和用器為主，其次是武器，其他種類很少，尤其不見青銅器貼金的現象。再有就是這些人像或者人面，大都高鼻深目，儼然白種人或阿拉伯人的體型特征。這似乎都可以拿來作為“三星堆西來說”的證據。但許先生發現，在三星堆之外，甘肅靈臺白草坡遺址出土的玉人和寧夏彭陽姚河塬西周遺址出土的象牙梳上的雕刻，都與三星堆人像有十分相近之處。由于西北不可能出海貝，而三星堆亦出現過象牙，他進一步推測，從甘青到西南和海南，有一條經常往來的貿易路線，今天稱作南方絲綢之路者，它的存在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早，而且數千年來始終未曾中斷。而三星堆毋寧擔任了這一路線上很重要的轉運站。由此他推斷，三星堆高鼻深目的人像來源，有可能就是對中國西北部各種戎人形象的夸張表達。
許先生關于三星堆的論述，只是南方第二核心區論述的一部分。他指出：“過去我們認為，后世整體中國的文化發展是基于中原的核心，但實際上近年來的考古發掘還發現了新的因素。在第一核心區以南，從四川盆地向東延伸，到遍布湖泊的長江中游地區，再到江浙的海濱平原，這一個由大江、湖泊、溪流、濱海串聯的廣大地區，有山有水，山環水繞，而以水為主，終于發展成為中國古代的第二個文化中心?！边@種多中心流轉發展、互補輔翼的格局，很好地體現了他對三個核心區文化建構的想象。他表示，第一區生活在黃河下游三角洲的“祝融八姓”，也就是所謂“東夷”，曾沿著東海岸南下到大汶口和良渚，并在那里迸發出火花，最終給第二區和第三區帶來相應的變化。其中之一即沿海的稻米文化發展為內陸湖泊與沼澤地區的水田農耕文化，像第二區的四川汶川就有稻米種植的遺跡；另一項就是蠶桑文化，昔日蜀錦，今日川繡，長期以來是有其獨特傳統的，而《華陽國志》記載的“蠶叢”古國，已然點明了蠶的存在，而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也有絲綢包裹的痕跡，由此可以想見，“東夷”與第二區南蠻的合作終于開花結果。
中國文化的成長壯大既得益于內部各族群相互間的交流和融合，也離不開與外部各民族間的相互對峙、碰撞和沖突。許先生把這種關系稱作“游牧-農耕模式”。這種模式在中國歷史上延續了兩千年，直到近代，才由東西方新的權力格局所取代。中國本土的北面，從東到西，乃是遼闊的大草原和戈壁沙漠。從那里成長起來的牧人群體，一波又一波，憑借著東方良馬，不斷向南（包括東南和西南）進入中原。最早是匈奴，然后是鮮卑、突厥，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或吸收、或融入中國文化，或在中國文化中留下自己的印跡。而唐朝是歷史上與西方、北方胡人交流最多的時期。最初的唐朝皇帝忌憚突厥可汗的勢力，一度還曾接受其封號。長安至西域的絲綢之路上，駝鈴不絕，行走著多少南來北往、東奔西走的胡人，他們來中國尋求各種機會，同時也帶來了多姿多彩的胡人文化，從衣食住行到音樂歌舞，最終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隋唐以后的“國樂”歌舞，乃至今日的飲食文化中，有多少浸染過胡風胡雨，誰能說得清呢？再有，魏晉以后至南北朝，中國思想界進入先秦之后又一個活躍期，又何嘗不是自漢代以來行走的僧人翻越喜馬拉雅山帶來印度佛教刺激的結果？直到宋代，歷經數百年，進而造成了儒學的復興，并確立了理學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
我理解，許倬云先生的研究，他對“三個核心區”以及“游牧-農耕模式”的設想，其實是提供了一個了解、認識中國歷史的結構框架，這些區域相疊相交，涵蓋了中華文明從主流到邊緣的廣大區域，確實有助于擴展我們對中國文化歷史的認知。同時，他也一再提醒我們，宋明以來，中國文化逐漸固化為自滿自足的格局，以“天朝上國”自居，四境之外均視為夷狄、番邦，而此“夷”已非彼“夷”。當近代西方文明襲來時，中國文化竟麻木到喪失了對外來文化的反應能力。
許先生指出這一點，中國文化在其成型時期，有能力消化、融合不同質的文化，為何在宋以后，尤其是在明清階段，對外來文化的感應卻顯得如此遲鈍和保守，從而形成了一種對外嚴拒固守的心態，以至于在西潮的輪番沖擊下竟顯得手足失措呢？我想，這正是專制皇權禁錮士人思想造成的惡果。轉機恰恰就發生在清末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一方面是“夷”人攜帶著新事物、新思想大量涌入；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去，接觸外面的世界，向國人介紹外面的世界，給中國文化的新生創造了新的機會?？傊?，走出去和走進來，開窗開門，空氣流動，正是文化保持其新鮮活力最根本的條件。